内容简介

钱穆认为,若用一句话概括中国文化之特殊精神,则在其偏重于道德精神之一端。无论中国第一部画论著作谢赫《画品》中谈到的“明劝戒,著升沉”,还是唐代最成熟的画史著作张彦远的《历代名画记》中所提的“成教化,助人伦”,都将图像的道德教化功能放在首位。然而长期以来,中国艺术史中的这个重要领域并未得到广泛的梳理和讨论。

《道德镜鉴》的前半部分(一至四章)考察了中国叙事画的早期状况,并回溯了其功能、传统以及形式风格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1世纪的演变。第二部分(五至八章)追溯文人审美兴起后,叙述性图画在精英视觉文化中持续扮演的重要角色,展示了皇帝、官员、学士、普通人,如何通过对道德故事的不同描绘,来表达他们对政权合法性、公众道德以及个人修养的关心。古代的楷模或反例,恰如一面镜子,揭示了潜藏于人事下的宇宙法则,而图像使得这些法则为世人所见。

孟久丽(Julia K. Murray)是美国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专家,1977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,198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和考古学博士学位,博士论文为《宋高宗与马和之毛诗图卷》。早年她曾先后在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、弗利尔美术馆和大都会艺术馆工作,后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,现为威斯康星大学艺术史、东亚研究以及宗教研究荣休教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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豆瓣评论

  • 拙名
    开篇区分了说明性和叙述性图画,主要依据是画面的形式和媒介,可其结果却是划分了两种不同的“目的”。由此,当手卷成为主要的绘画形式之后,所谓“说明性”图画便消失在了作者的叙述中(甚至含有这类绘画消失在了绘画史中的暗示)。另,作者将新的叙事手法(同一人物多次出现、故事的不同场景都表现在单独的空间中),单一地归因于佛教绘画,虽然形式类比论证有力,但是否过于草率?绘画的自身发展逻辑以及其他国家类似形式的绘画,又该作何解释?此外,作者的野心太大,想要涵盖叙事性图像的方方面面,包括制造、赞助、记录、传播和接受等。因此,简单化的问题十分显著,如所谓“道德劝诫”的目的/功能,多少有些含糊其辞、语焉不详。更有甚者,本书的核心论点——儒家意识形态,完全被假设为了一种恒定不变的观念。最后,《帝鉴图说》的个案还不错。2022-09-18
  • 圜丘
    研究选题有价值,从界定概念,梳理脉络到个案的归类与展开,都具有典范性的意义。但总体来说以述代作的倾向较为明显,理论部分流于对前人的接受和阐释,没有提出建设性的观点。翻译欠佳,个别处语法不通未经译者打磨,增加了阅读的隔阂,与《图说中国绘画史》相比可见高下。在叙事理论和视觉表现的结合上有新见,从概念性方法(表意)、作品结构(构图)和形式(媒介)三个方面展开,关于“手卷”的阐释受巫鸿影响明显。佛教的传入,使叙事性图画从一元化场景发展到连续构图,在官方对艺术的赞助模式下,形成了与文人画模式相互对照的局面,在宫廷内外构建了不同的语境。结语对“图”与“画”的定义很有启发,颠覆学界重“画”而轻“图”的理论导向,重塑现实主义绘画与“绘艺事近于道”正统文艺观的价值,也是一个值得重视和不断挖掘的研究方向。2022-11-26
  • 安可期
    Mirror of morality.2022-06-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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